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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以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概念，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在理论演进中摸清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基本内涵，直面有关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理论进展，厘清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形态和核心载体功能，全面总结新思想引领下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基于自身适应所孕育出的宝贵实践优势和深刻理论价值；回顾我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剖析其中亟待提升的阻碍因素；进而从空间格局、组织结构、制度环境、风险防范四个维度，提出稳妥有序推动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现实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由于经济运行呈现相对过剩特征，因而需求不足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内生增长的主要约束。需求端的扩张将引致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会进一步带来供给增长，进而推动需求与供给螺旋式上升，促进国内市场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循环体系。这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内生增长逻辑的实质，是基于“需求创造供给”的供需循环系统由低水平向高水平不断跃迁的动态过程。这可以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进行解释。其中，基于母国市场效应的源动力机制解释了需求扩张对产业集聚的引致效应，基于本地化知识溢出效应的循环动力机制解释了产业集聚对供给增长的促进效应。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重点应放在需求侧管理上，通过扩大内需启动“需求创造供给”逻辑下的高水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实现由“大”向“强”的内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阶段。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高、社会融合不足、城市发展方式粗放和特色危机、资源环境约束与低碳发展的挑战、城市治理与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市民化质量；二是重塑城市发展动力，凸显文化特色；三是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四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强化区域协同。
在中国金融“监管—创新”博弈的背景下，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是风险防控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8—2023年上市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触发机制→核心传导路径—外部调节效应→风险承担”整合框架，深入探究其差异化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业务整体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且存在显著异质性，中小银行风险敏感性更高。而异质性的生成遵循一个清晰的传导机制：其一，动机分化是根源，大型银行核心动机为监管套利，风险集中于系统性关联。中小银行则主要受盈利压力驱动，风险聚焦于区域性信用违约。其二，杠杆水平是共通的核心传导渠道，通过虚增资本充足率形成“业务扩张→杠杆攀升→风险强化”的放大效应。其三，外部环境施加非对称调节，金融监管强化能有效抑制风险(对中小银行尤甚),而区域金融抑制会加剧风险积累。结论表明，化解相关风险需突破传统同质化监管理念，转而构建基于“精准识别—区别对待—分类监管”原则的差异化治理体系，以有效阻断上述异质性风险的传导链条，最终实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
持续性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耐心资本的发展为企业持续性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2010-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耐心资本对企业持续性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耐心资本对企业持续性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耐心资本通过资源赋能、治理优化及风险共担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耐心资本对持续性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于市场竞争程度高、非成长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持续性创新投入对持续性创新产出及企业竞争优势均具有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发展与培育耐心资本以及推动企业持续性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研究其重塑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对探寻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基于供需视角理论阐释并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这种促进作用在服务型城市、数实技术融合较高水平城市以及设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城市中尤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基于供给侧(专业化分工深化、资本技能互补)和需求侧(消费规模扩张)双重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存在供需结构失衡现象。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实施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可以优化市场供需匹配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扩大国内需求具有较好的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创新为制造业污染减排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和手段，而环境规制作为制造业污染减排的重要政策工具，也会影响到数字技术创新的污染减排效果。因此，本文在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污染减排的机理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两种不同环境规制下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差异，并利用2007-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减少制造业污染排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技术进步减少制造业污染排放。同时，相较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下数字技术创新更能推动制造业污染减排。此外，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高的制造业企业能显著降低污染排放量；相对于重污染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非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效应更大。因此，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污染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应结合环境规制类型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本文利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税收“放管服”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能够显著提高试点地区的创业活力。机制分析表明，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改善税负公平性，增强了新企业的进入意愿。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效果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并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源更充足的地区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进一步表明，改革通过提升创业活力促进了地区就业扩张、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本文从微观创业视角系统揭示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为完善税收治理体系和建设高效、公平的市场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扩展引发的“机器换人”现象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依据熊彼特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长波理论，在简要梳理前五次长波技术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得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第六次长波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重塑产业布局的同时，使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接着通过剖析历次长波中主导国家技术变革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发现在第六次长波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当前的就业规模，促进了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岗位的兴起；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但使就业结构呈“极化”的趋势；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使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更加灵活，但就业的权益保障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基于此，结合“十五五”规划的远景目标，为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劳动者自身要构建终身学习机制，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抵御技术风险的能力，实现技能更迭和职业的调整与转换；企业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快数智技术和劳动力供需平台的建设，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政府要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加快构建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对重点就业群体的兜底责任。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突破传统史学“有史料而无史学”的困境，二是解决一般性经济理论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唯物史观的引入为此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重塑了学科的研究路径与核心议程。然而，其早期应用受限于理论认知不足及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一度陷入理论杂糅、教条主义及轻视史料的误区。针对上述弊病，翦伯赞、侯外庐等学者进行学理反思，主张“史论统一”,致力于重建科学的史料学体系，辩证处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经济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最终促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实证史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为解释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论路径与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