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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高水平安全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海洋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支撑，加速形成海洋新质生产力则是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协同关系的核心枢纽。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海洋“发展和安全”协同框架，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制度创新为保障机制的战略架构，旨在通过技术范式跃迁与治理体系优化，驱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海洋高水平安全，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反哺海洋新质生产力。当前，统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面临科技创新瓶颈、制度性障碍和外部风险挑战三重现实约束，对此，需要依靠加速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促进海洋产业协同；以制度创新为引领，优化海洋领域要素配置；以全球海洋治理主动参与机制，实现制度性话语权跃升。从而消解安全风险，释放发展潜力，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协同共进。
以科技创新引领和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创新资源和科技力量的统筹，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释放城市间的合作创新效应。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同时也是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随着2018年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将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作为重要战略任务，不断深化创新能力的协同提升。在此背景下，本文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决策部署切入，对其是否显著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进行分析和检验。基于2012-2023年长三角城市样本数据，将其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和非长三角城市的合作专利分别作为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发现，与非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合作相比，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使得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合作专利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分类来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创造性相对更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基于相关扩展分析，城市自身基础与合作网络在创新活动中具有互补效应，另外无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还是非中心城市、同省份还是不同省份城市的合作，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合作创新效应呈现日益增强的趋势特征，G60科创走廊作为重点合作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既丰富了对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政策影响的分析，也为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间合作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切实举措，已成为推动数实技术融合的关键力量。本文基于我国各城市逐步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实技术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实技术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部分探究如何破解“融合难题”,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内部控制增强效应促进企业数实技术融合，同时政府数字支持政策能够发挥调节作用强化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制造业领域，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驱动企业数实技术融合后存在进一步的经济结果，即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释放更大经济价值。本文丰富了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影响和数实技术融合的驱动因素研究，有助于推进数据驱动型创新发展模式，为“数字引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市场激励型的绿色产业政策对推动企业及其供应链的绿色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鲜有研究从产业链视角探讨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双积分”政策为例，应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理论分析政策作用下车企制造商及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创新策略。基于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结果发现，“双积分”政策不仅促进整车企业的绿色创新还会沿供应链进行传导，推动产业链上游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双积分”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车企绿色创新，通过企业绿色治理和引入绿色投资者实现政策向产业链上游的溢出。进一步，政策的溢出效应因供应链层级结构而异，对上游的一级供应链企业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但这种效应不会继续传导至二级、三级供应链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则主要表现在回收行业。本文拓展了绿色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激励产业链绿色创新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数据要素是加快建设和形成数字经济优势的重要资源，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机遇。基于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索数据要素集聚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分析表明，数据要素集聚通过促进研发创新、降低成本和弱化信息不对称性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集聚能更好地促进非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较之成熟期企业，促进数据要素集聚更有利于推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新质生产力。上述发现丰富了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以2013-2022年中国284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市ESG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城市ESG发展，且具有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通过城市功能分工深化、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及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显著促进城市ESG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市ESG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所在地区、城市群、人才禀赋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门槛条件下，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市ESG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地城市ESG发展，也有助于促进邻近城市ESG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城市应抓住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发挥其城市功能分工深化、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及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效应，加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建设，促进ESG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面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难题，在资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机构投资者能否给予回应?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对象，使用绿色专利的技术复杂度、知识宽度、发明团队规模作为绿色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专利被引情况作为补充指标),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的绿色创新质量有显著激励作用。绿色专利类型的异质性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发明专利质量的激励作用大于实用新型专利，反映出机构持股对公司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是“实质性”的，而非低质量实用新型专利泛滥的“策略性”。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显示，只有长期机构投资者对绿色技术升级有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的克服、债务成本的降低、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升公司绿色创新质量的潜在渠道。本文结合中国国情，提供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发展中国家绿色治理的证据。
在国际大循环面临关税壁垒和“小院高墙”等非关税壁垒影响下，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贸市场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省际、城际贸易流量数据，考察中国区域贸易发展格局和演变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区域贸易发展不平衡，呈现东南沿海地区居首，西部、中部地区其次，京津及北部沿海地区第三，东北地区落后的分布格局；内贸前列省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格局；各城市主要在省内开展贸易，同时省际贸易联系加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多数省份贸易首位城市一城独大，东南沿海地区各省份呈现贸易双头城市模式；中国城际贸易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水平、消费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群建设对城市贸易具有重要影响。最后结合经验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加快构建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和有效促进国内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考察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认识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特征。晚清时期，康有为、陈焕章以儒学今文经学方式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并对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实现进行构想。五四运动前后更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意义。1921年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探索，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之路。1949年以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从理想转入实践，最后逐步形成理论。这一过程是在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自主探索下完成的，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
<正>当前，全球经济秩序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博弈对现有经济理论提出新挑战，亟需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33届学术年会于2025年在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基地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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