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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革命和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思潮相互交织，如何使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新发展格局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从现实国情出发，数字化转型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增强经济韧性适应性。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为理解复杂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思维、宏观的战略视野和终极的价值指引。由于市场—政府、中心国—边缘国、数字资本—数字劳工三对关系中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国际数字合作面临着技术难题、法律难题、政治难题、治理难题与价值难题。基于此，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现实路径是加强数据标准化与技术标准化，夯实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根基；平衡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确保数字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坚持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牢固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的治理，推动包容开放的区域数字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化转型，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文围绕如何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创新，提出要重点把握好六个理论问题。从发展现状看：仍然是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快构建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理论源头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从研究主题看：紧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析揭示中国生产关系形成、变化、发展规律。从根本主线看：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与根本目的，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从鲜明特色看：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核心关键看：注重聚焦经济制度结构演进底层逻辑和发展规律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突破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金融-科技-产业”良性生态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有之义。基于2010-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耐心资本投资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耐心资本投资通过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加速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四条路径提高企业突破式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大规模、融资约束高、高市场化水平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耐心资本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着力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开放式创新活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打造韧性、安全的国际创新网络来提高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破解脱钩断链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10-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所在省份县级面板数据，以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乡融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表明，城乡融合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城乡融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距离地级市较近、财政压力较小和县域内乡镇间竞争强度较大的区县更为明显；此外，城乡融合对临近区县产生了虹吸效应，抑制了临近区县经济发展，但促进了其所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本文揭示了城乡融合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应用将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影响微观个体劳动力在政府与企业部门间的职业选择。本文将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职业选择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阐释二者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基于2012-2018年四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城市层面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将显著增加劳动力选择进入政府部门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可以通过降低就业稳定性和扩大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促使劳动力选择政府部门就业。异质性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的影响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受到人工智能应用的影响，中等学历、中等技能、东部地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劳动力更偏好于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就业。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和其他产业，抑制作用体现在制造业。研究结论为发挥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进步的促增长和稳就业效应、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信息。
本文旨在探讨政府引导下城市品质对人口规模的双向影响机制，并从理论上解释我国南北人口分化的现象。基于2013-2020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引导下的城市品质“倒U型”影响人口增长：在城市品质较低阶段，政府通过改善生活与生产设施等手段会推动人口规模增长；而当城市品质达到一定门槛后，政府若过度配置低效的生活类设施，会加重财政负担，逼迫企业外迁，集聚效应减弱，进而抑制人口规模增长。这种非线性关系在门槛回归中得到验证，表明政府需合理平衡居民生活与城市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进一步，本文采用南北城市“两两捉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南方城市在生产与生活方面的资源配置相对平衡而北方城市的“重生活、轻生产”非平衡，是造成南北人口规模分化的关键因素。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数智技术创新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亟待深入解析。本文以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作为数智技术创新能力的代表性指标，基于2010-2023年294个地级市的工商注册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人工智能通过提升政策关注度、强化产业融合水平与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等路径，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演进。同时人工智能在不同区位及具有不同区域特征的地区中，其影响效应呈现出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迭代升级，不仅有利于驱动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能为我国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劲动能与理论支撑。
低保标准的设定作为低保制度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政策实施的公平性，亦关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中央已基本明确低保标准确定方法的背景下，上海亟需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标准调整路径。本文系统梳理了低保制度的相关理论逻辑，分析了上海低保标准的发展趋势，并与困难户消费水平进行了比较，深入剖析了当前上海低保标准调整面临的具体困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上海应立足本地、因地制宜，完善契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低保标准调整机制；构建“基准比例+动态修正”模型框架，将CPI、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承载力等因素纳入动态调整因子，并同步建立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跨部门协同治理，推动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协调联动；建立主动识别型调整体系，推动低保制度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的转型升级。
本文以作为私有数字货币代表的比特币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对私有数字货币市场波动的影响。使用GARCH-MIDAS模型进行跨国实证分析，选取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五国EPU指数，构建包含EPU的扩展波动率预测模型，发现EPU指数显著影响比特币的长期波动，其中美国EPU与比特币市场的波动性呈现高度正相关，符合全球私人数字货币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而中国、德国EPU指数与比特币市场的波动性总体呈负相关，体现出比特币在特定市场的避险属性。相较于传统GARCH模型，包含EPU指数的GARCH-MIDAS模型在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中均表现出更高的精度，证明政策不确定性是驱动比特币市场波动的重要长期因素，为全球数字货币市场的监管政策制定和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1954-1964年，孙冶方在推进统计制度改进的调查研究中，敏锐地发现“总产值”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入剖析其思想根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厘清认识误区，推动学界对价值规律的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借鉴《资本论》的框架，将价值规律作为学科主线贯穿其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构建。他的研究经历呈现出“从实际出发—问题意识—理论深化—体系构建”的清晰逻辑脉络，启示当代学者应以深刻的现实观察为研究起点，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推动理论创新，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学科体系建设，这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