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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是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而跨越企业生命周期的长期投资是促进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的重要保障。本文以2010―2024年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企业长期投资对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长期投资能够促进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提升传统企业数字创新质量，促进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和纯数字技术创新，但是这种投资效应只在短期内显著。随着企业生命周期推移，企业长期投资对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长期投资通过促进数据要素形成、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劳动结构促进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并且随着企业生命周期推移，企业长期投资对促进数据要素形成和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逐渐减弱，对优化劳动结构的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治理水平、高投资效率、高科技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中，企业长期投资对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为吸引和培育耐心资本，确保企业数字战略的长期资本供给，助力企业跨越生命周期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经济增速放缓叠加人口代际转型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代际流动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社会关切。本文运用六个调查年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2010-2020年期间中国25～30岁青年群体工资性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25～30岁青年群体工资性收入代际流动性总体呈上升趋势，该趋势在男性青年组和女性青年组中同时成立。按户籍分三组来看，“农村青年”组和“农转非青年”组的工资性收入代际流动性显著上升，“城市青年”组变化不大。外出打工和接受更高程度教育是促进该时期“农村青年”群体向上代际流动的主要原因。对于“农转非青年”群体和“城市青年”群体而言，向上代际流动则面临更高的教育门槛。此外，在注意到青年群体工资性收入代际流动性总体上升这一积极信号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背后存在的若干隐忧，如“农村青年”外出打工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偏低、“农转非青年”住房压力较大、“城市青年”教育竞赛“内卷”加剧等。
强化全链条创新理念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然而，我国创新要素配置统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效率仍待提高。本文基于全链条创新框架，系统解析基础研究、技术应用、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传导机制，聚焦政府资本、风险投资与人力资本三类要素，基于2011—2022年全国30省市面板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UR),定量评估其对各环节的影响及边际效益。研究发现，政府资本是早期科研活动的关键支撑，体现“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特征；风险资本在成熟技术商业化中作用突出；在企业和高校主导、不确定性较高的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环节，政府和风险资本的协同作用影响有限，而人力资本作用尤为突出。进一步分析显示，三类要素在不同环节存在协同效应。研究结论为优化创新要素配置、畅通科技创新全链条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注不断加深，绿色债券成为推动企业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19—2023年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考察绿色债券对企业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PSM-DID方法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绿色债券显著降低了企业能源结构中的化石能源占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可以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又能够促进企业能源结构转型，降低化石能源占比。研究结论对企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对推进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何更好地识别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本文构建了包含“广泛的可得性、民族地区配比程度以及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民族地区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1年中国省级民族地区面板数据进行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人均收入的增长、交通便利程度提高显著提升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而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和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则对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较显著的抑制作用。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两个因素在所有民族地区都与普惠金融显著正相关，而人均收入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破产审判专业化是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的关键举措。破产法庭是破产审判专业化的具体体现，其能够有效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以2013-2023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破产法庭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因果推断。研究发现，破产法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揭示，破产法庭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风险承担水平和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等渠道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破产法庭在法治环境水平更高、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的地区中效果更显著。本研究为破产审判专业化改革的质效评估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优化市场退出机制和完善破产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多种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收入来源差异对城乡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收入占比提升均能有效降低其贫困发生的概率，说明促就业仍然是防止返贫的关键政策；其次，农业收入对于农村家庭，以及工商业收入对于城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着相似的非线性影响，在分项收入达到阈值前后其占比的提升分别起到强化和削弱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且阈值大小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说明对于农村家庭，防止返贫重点是强化农业规模效应和增加农业收入水平，而对于城镇家庭，政策重点是强化商业规模效应和增加商业收入水平，同时要综合考虑区域差异性；最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程度能够有效地降低城乡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说明多渠道拓展家庭收入来源也是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有效手段。本文为扶贫、减贫尤其是防止返贫问题相关政策制订提供了微观证据和启示。
在全球市场风险加剧背景下，维持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是各国制造业跨国价值链转型的重要目标。作为制造业体系内中间服务投入的服务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如何作用于维系供应链稳定性是供应链韧性研究的新命题。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理论与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分析视角，运用服务业开放的比较静态可计算模型分析，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促进与分工深化两个机制对供应链稳定性带来积极影响。本文采用2014-2020年33个国家地区13个生产性服务业与13个制造业的国家间投入与产出数据作实证检验，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本文丰富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供应链的研究，为制造服务融合发展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实证结论，也为我国应对供应链波动风险的中长期战略制订提供了参考价值。
1900年，美国正式确立金本位，中国实际上仍处于银铜复本位制之中。1902年世界银价暴跌，应清政府和墨西哥政府关于货币制度改革的请求，美国于1903年3月成立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精琪作为该委员会三位货币顾问专家之一，受清政府邀请于次年初正式访华，推行金汇兑本位制，欲在中国设计一种与黄金挂钩的银币进行国内流通，以此固定中国对外汇率，维护西方金本位制国家在华的债权利益，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立是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推行其干预政策的初步体现。在此次阶段性币制改革中，清政府并未接受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及精琪的货币方案，仍采取划一币制、统一银币铸造的政策。本文拟全面梳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报告，以精琪访华为核心线索，以期说明二十世纪初货币全球化进程中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中举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以及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本刊特向各界专家学者公开征稿，组织刊发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应用价值、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稿件应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鲜明、原创新强、兼顾学术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