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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具有深厚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特定生产关系形式，而国有企业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优势主体。新时代国有企业作为高质量创新主体，遵循“夯实基础—激发动能—筑牢支柱—强化引擎”的基本要求，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从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十五五”时期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优势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国有企业与多元创新主体协同攻关机制，并且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化国有企业创新生态。
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具有基础性与全局性意义的制度创新。检验其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注册制改革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路径在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推动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为其发展赋能。该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处于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据此，从健全信息披露与市场监督体系、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知识溢出和优化要素配置等渠道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创新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可以通过增强公众环境关注度来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赋能作用。本研究为深化理解数字赋能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证证据，对于激发绿色创新市场活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启示。
提升供应链韧性对于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数据要素市场的蓬勃发展为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了新的动能。基于2008—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以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为准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以及促进企业供应链多元化配置等路径提升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经济效应对于年轻企业以及位于政府行政能力较强地区和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较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省级公共数据平台与市级公共数据平台在提升供应链韧性方面具有积极的协同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利用公共数据平台发挥数据要素资源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进而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体系，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区域一体化是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区域从分治向区域融合转变，促使地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领域统一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从理论层面分析，区域一体化发展对跨界地区提升活力有明显效果。本文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自然实验对象，使用夜间灯光数据刻画地区活力并利用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优化合成控制法，测度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跨界地区活力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对原跨界地区活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跨界地区夜间灯光实际值比基于随机森林算法预测的反事实合成值高12.26%，这一结论在更换度量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正向的一体化政策效应在跨界地区的三边均有体现，但原本发展较落后地区的效应更为显著，跨界地区活力在此影响下向着协调平衡发展。
减污治污始终是深化和巩固我国环境治理成果的关键。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我国推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政策。本文采用2011年到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试点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有利于降低污染企业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该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试点政策导致国有企业污染排放下降，对非国有企业无显著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上升，污染企业面临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增加了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本文结论可为政策效果评估、政策优化和推广提供参考。
在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纳入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战略背景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与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创新构建连续双重差分模型，以“能耗双控”政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表现为“创新补偿”效应整体优于“合规成本”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制造业样本中尤为突出；机制检验揭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改造性、创新性与转型性技术研发三条路径驱动绿色创新。本研究为理解环境规制的微观创新效应提供了来自连续政策强度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实施差异化环境治理、精准激励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度型开放是提升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层次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路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作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对维护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视为制度型开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制度型开放对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显著降低了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下依然成立。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资源配置渠道以及供应链管理能力的提升，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制度型开放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抑制效应在智能化水平较高、运营复杂度较高以及外向型特征更突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中同样表现出更强的风险缓释作用。从供应链关系视角看，该抑制效应在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供应链地理距离较远以及处于供应链下游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从制度型开放视角揭示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微观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为提升供应链安全治理能力、推动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以及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已成为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因素。本文基于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合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指数，考察其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中支付系统、知识产权等制度维度的开放效应尤为明显。具体的作用机制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数字服务进口、扩大制造业出口规模以及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中低开放水平区间，其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在较高开放水平区间，边际促进效应趋于减弱。此外，RCEP的签订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出口的积极作用。本文不仅深化了对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经济效应的理解，也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把握制度主动权、推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