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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时代大势、以大历史观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站在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论述。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论述,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全球化思想,赓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并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工作的优良传统,立足当前全球化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中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现实需要,从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系统构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其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蕴涵丰富。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论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新征程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全球发展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一条“主线”。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评述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为基础,通过融合其他理论资源构建了一个理解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刻画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逻辑,即基本经济制度演变体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根本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的“链接”、制度一般性质和中国国情特征的“结合”。依据对演变逻辑的阐述,本文探究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运行呈现的实践特征:动态演变、社会嵌入、结构关联、分层协同。从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出发,新时代我国应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来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主轴来推进现代化事业。
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调整做出科学的研究,需要全面了解国有经济布局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本文回顾国有经济布局的理论脉络和历史经验,认为所有制理论是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的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之前,所有制升级的浪潮导致的“全面国有化”,制约了国有经济的微观活力。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既要明确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因此形成“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各种措施。进入新时代,当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基本解决之后,国有经济应当明确认清政策责任,找准功能定位,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平衡区域布局等方面之外,更应在引领国家科技进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倾斜资源。为了促使国有经济布局趋于合理,相关部门应当在制定法律法规、设计评价体系和估值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促使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
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城市(节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涉及全球城市发展由什么力量来驱动),也是现实中遇到的一种经常性困惑。这一问题在全球城市研究中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关键在于停留于城市竞争与合作的表面,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始作蛹者(两类行动者)及其对城市竞争与合作带来的不同效应。在城市竞争力理论批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全球功能性公司(机构)的竞争效应导致城市间广泛合作和城市政府间竞争主导城市竞争,并分析了基于网络的合作大于竞争、竞争中的合作、竞争趋于合作的城市竞合关系,以及通过发挥不同参与者的协同效应来优化城市竞合关系。
数据的交易与共享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不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对数据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数字安全风险,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不能充分实现。本文基于数据安全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数据交易平台的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数据交易平台在数据整合、数据交易与数据安全服务这三个维度上的决策,研究了数据交易平台的治理模式对数据交易规模、企业数字技术资本投资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据交易平台收取的交易佣金虽然提高了数据交易成本,但亦会通过提供数据安全服务的方式增加企业数据交易的意愿,因而消费者福利、数据交易规模与交易佣金率呈现倒U型关系;其次,由于存在价格扭曲效应,数据交易规模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要低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最后,由于价格扭曲程度的不同,相比于对买方收取佣金,对卖方收取佣金所对应的均衡消费者福利和数据交易规模更高。本文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安全治理和数据交易平台的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参考。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层面的基本制度差异体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三个代表”属性的长期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央地关系上中央政治集中的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经济自主权。这些基本制度差异使得我国地方政商关系必然与西方模式有重要区别:地方政商关系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地方政府扶持私人企业的动机是发展本地经济及赢得地方间经济竞赛,而不是与特定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换,从而这一扶持会更为一视同仁且更加用心用力;政商关系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基于私人资本利益来界定,因此分别涉及人、信息及金钱之“交流”的政商“旋转门”、政治游说及政治献金是非法的。地方政商双方都要认清上述区别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指导各自政商关系行为,进而形成促进政商关系向“亲清型”发展的主观自觉性。此外,基本制度背景还使我国地方政商关系具有向“亲清型”发展的内在趋势,而要推进其实现则还需加强对地方政商关系的上级监管与社会监督。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金融扩张运动表现出周期性发生与长期性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核心特征在于脱离价值生产而实现价值增殖,进而呈现出价值自主运动的一般特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进而决定价值自主运动倾向与价值自主运动能力的矛盾运动,这是最终决定价值自主运动发展并决定金融扩张发生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家阶级通过信用体系的频繁扩张试图使价值自主运动倾向与价值自主运动能力达成统一,从而构成了价值在增殖过程中持续采取金融资本形式以进行自主运动的特殊发展机制,由此彰显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本质。我国经济发展至今同样表现出了金融扩张的现象,而以金融部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应始终维持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信用体系发展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和金融科技创新的双重推动下,为满足新时代跨境支付需求,世界各国正积极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下称CBDC)的潜在应用。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下称mBridge)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合作项目,勾勒出一个崭新的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但目前各国CBDC的国际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合作成本、CBDC的普适性与互操作性、顶层制度建设等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针对这些问题,从mBridge的发展之路出发,结合mBridge的架构优化及内在特点,深入探讨mBridge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多重壁垒,找到跨越壁垒的拓展路径。同时,对数字人民币在mBridge框架内的应用、运行及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实际经验和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挖掘其中的潜在机会和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视角,以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文的研究为mBridge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推动数字人民币在CBDC跨境支付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并带动世界各国CBDC的未来发展,实现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道德风险是中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过程面临的核心难题,定价体系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国内现有定价文献对中国现实问题关注不足。设计存款保险费率定价体系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重视中国独特的储蓄结构和社会体制现实。本文基于彭博违约风险模型和彭博估值定价模型设计出一个最新的存款保险定价表,并制定了一个融合量化矩阵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的银行评分表。结合定价约束和评分约束,提出一种新的存款保险费率定价体系,综合考虑银行风险承担、政府注资承诺、银行类型差异、信用评级范围、差别费率体系和惩戒机制。为验证新费率体系的合理性,基于累积正确率曲线对生成的差别费率结果进行评估,进一步推算出基金目标规模并进行充裕性测度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新费率体系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适用0.005%~0.095%的差别费率区间,全国性商业银行适用0.020%~0.100%的差别费率区间,地区性商业银行适用级距鲜明的0.025%~0.200%的差别费率区间,这种新费率体系能够通过累积正确率曲线评估和基金充裕性验证。本文将弥补中国存款保险差别费率设计的部分理论缺陷,并为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正>2023年12月14日,《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社会科学院115会议室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经济研究》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正图研究员主持,会议就书稿提纲、写作内容及重点进行了热烈探讨。
<正>1月13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暨《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该研讨会是国际金融贸易学院4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